疫情對全球化時代個人身份認同的影響

2020-05-15
15 2020-05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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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學習時報》作者:梁亞濱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圍蔓延,不僅對各國經濟和全球貿易形成巨大的沖擊,而且對個體的身份認同造成影響。這種身份認同的改變正在改變我們對世界的看法,特別是對其他國家和民族的看法。這種新的看法正在塑造新的價值觀和世界觀,也決定著地理大發現以來一直進行的全球化能否順利前進。

  全球化對個人身份認同的塑造

  從人類學上來看,目前世界上的所有人都屬于同一人種,即人亞科下的人屬智人種。智人是17個人種中唯一幸存的種類。現代遺傳學也證明了這一點。但是,盡管如此,人類歷史上卻很難將彼此視作完全相同的人來對待。相反,我們會根據外貌特征或者想象的特征,將自己或者別人進行身份歸類:奴隸、奴隸主、自由民、白人、有色人等。身份認同是個人在社會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種心理認知,既包括個人對自我身份的確認,也包括對所歸屬群體的認知,是個人擁有某種情感或者采取某種行為的重要依據。

  在對方意圖不明和資源競爭壓力下,身份認同的差別非常容易導致歧視、敵視和競爭,而非平等與協作。在這種情況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是簡單的一種觀點,而是被直接當作真理。歷史上,因為身份認同的差異導致一些部落之間、民族之間、國家之間和宗教之間的仇殺。也正因此,從很古老的時代開始,人類就存在一種理想或者沖動,希望通過強調人類作為整體的共性來塑造更加普遍的身份認同。

  在古希臘,斯多葛學派信仰世界主義,主張打破希臘人和野蠻人之間的傳統界限,宣揚人類是一個統一的整體,所以每一個人應該只有一種身份認同——宇宙公民。《希波克拉底誓言》莊嚴承諾:“無論到了什么地方,也無論需診治的病人是男是女、是自由民是奴婢,對他們我一視同仁,為他們謀幸福是我惟一的目的。”中國古代的典籍《禮記》則描述過“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孔子也因首倡“有教無類”而被尊為至圣先師。追求和擴大平等的身份認同,也成為后世很多宗教和政治組織的價值追求。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所有這些努力都遭到來自民族國家層面強有力的抵制。民族國家一直是近代以來絕大多數個人的效忠對象。不過,超越民族國家的個人身份認同并未消失,而是一直以一種政治理念或者意識形態而存在,并且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并逐漸被更多的人和國家在道德和法律上所接受。

  但是,一個新的身份認同被廣泛接受顯然并非容易之事,往往要經歷無數次的考驗。哪怕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種族平等的理念依然無法被設計戰后世界規則的“巴黎和會”所接受。直到1945年,在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人類才第一次喊出“我聯合國人民同茲決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類兩度身歷慘不堪言之戰禍,重申基本人權,人格尊嚴與價值,以及男女與大小各國平等權利之信念……”從此,基本人權、人格尊嚴與價值、平等權利等概念才成為共同價值,并成為各國公民教育的核心內容。

  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各國之間相互依賴加深,各民族之間交流愈發頻繁。超越民族國家或者至少與民族國家共存的個人身份認同,越來越成為主流價值觀。2008年北京奧運會自豪地提出“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在共同的身份認同下,各國所面臨的諸多挑戰被認為同樣是全人類的共同挑戰。無論是共同應對2008年的金融危機,還是不斷惡化的氣候問題,以及地區安全問題,國家之間,特別是大國之間的協調與合作達到了歷史上的巔峰。正是在這種歷史大背景下,中國共產黨提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新冠肺炎疫情對個人身份認同的改變

  有學者認為,個體對于身份的認同來源于恐懼。在未知的大自然和社會面前,個人的力量非常渺小,所以穩定的身份認同能夠帶來確定性和真實感。因為在特定的情況和境遇下,個體能夠按照特定的身份認同來規范自己的言行。同一身份認同的群體在共同或類似的言行下能夠形成強大的心理和行動力量,既可能是帶來沖突的力量,也可能是帶來合作的力量。這取決于恐懼的來源是什么。

  伏爾泰在他的《哲學辭典》中寫到,“只有記憶才能建立起身份,即您個人的相同性”。所以,我們今天個人的身份很明顯來自昨天的經歷,以及它在我們身體和意識中所留下的痕跡。各種各樣、大大小小的“我想起”和“我記得”都是“我”的身份的建構成分。但是,我的記憶不僅僅是個人回憶,還包含很多其他因素,特別是我們稱之為“集體記憶”的東西。格羅塞指出,“集體記憶”是后天的習得和傳承,它通過家庭、階層、學校和媒體來傳承。一般來說,由學校、家庭和教育所創造出來的思想結構是堅實的,但并非不可改變。在人們的頭腦中,存在著能夠篩選信息或者讓所獲取的信息變形的棱鏡——偏見。媒體與個人頭腦中的棱鏡同時發揮作用,對于重新塑造個人的身份認同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每一天的蔓延和所帶來的死亡都在人的頭腦里刻下痕跡。從個體角度來看,因為怕被感染,所以對死亡的恐懼加大了對他人的恐懼,因為他人可能攜帶病毒。人類天生的分類能力會自然地將某一個特定地區或特定群體進行歸類。所以,當這種恐懼逐漸越過國界向其他國家和地區快速蔓延時,這種歸類就會沿著國界線展開。邏輯學告訴我們這是以偏概全的錯誤歸類。也正因如此,世界衛生組織和國際社會都明確反對將病毒同特定國家、地區相聯系,以避免污名化。但是,不負責任或別有用心之徒,則會趁機采取標簽化的方式,使用沖突性的敘事,強化自我和他者的差異,加速瓦解人類同一性的身份認同,煽動排他性而非包容性的小群體認同。

  在這一過程中,媒體同樣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新媒體的崛起,瓦解了傳統媒體被知識分子掌控的局面,也拋棄了媒體塑造社會共識的社會責任,因為其服務對象本來就指向特殊的小眾群體。相當一部分新媒體是為了謀求經濟利益,即收割流量。因為具有沖擊力的事情與言論,才能讓信息的消費者感興趣并且成為忠實的消費者。所以,沖突性的敘事加劇了個人身份認同的轉變,甚至越過了道德底線。

  疫情之下兩種身份認同的競爭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在多個國家擴散,仇外主義和種族主義在一些國家和地區開始急劇升溫,打破了人們對于人類同一身份認同的觀念。強調排他性的、極端民族主義的身份認同又開始回歸。有學者指出,當瘟疫或者是任何形式的健康危機發生,人們現有的種族觀念就會自然地塑造看待和處理問題的方式。伴隨著恐懼心理的傳播和反移民論調的盛行。這種恐懼往往帶有明顯的非人道主義傾向,極易激發種族主義和仇外心理。

  當然,我們也同樣看到,疫情之下人性的光輝依然在閃耀。“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故事依然在世界各地的此時此刻發生。日本援華物資外包裝上的“風月同天”感動了無數中國人。同樣,寫在中國援助意大利物資外包裝上古羅馬哲學家塞涅卡的名言,也獲得了意大利人的心理共鳴:“我們是同一片大海的海浪,同一棵樹上的樹葉,同一座花園里的花朵。”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兩種身份認同的塑造同時發生,哪一個會占據優勢呢?現在還不能斷言,但至少我們知道哪一個是正確的。智慧是讓人正確思考的工具。什么是正確思考?格羅塞說,就是恰如其分地思考和正義地思考,從而同時得出邏輯合理性和道德評判的一致性。從邏輯上來看,病毒無國界,也不存在針對某一種族的基因武器。從道德上來看,種族主義已經被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

  身份是由內在和外在結構建構而成,也成為國際關系領域研究國家行為體和社會環境結構的一個關鍵節點。新冠肺炎疫情改變了很多人的個人身份認同。如果人類同一性的身份認同被瓦解,世界也將因此而分裂,全球化進程也將遭遇嚴重的挑戰。我們期待人性的光輝能夠在疫情之下永遠照耀。

(責編:畢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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